1969年中苏交恶之际，朝鲜陈兵鸭绿江边，最终闹剧如何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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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新中国发展史，20世纪60年代可能是新中国面临的最艰难的时刻。
当时，新中国同时与世界大军事集团的两个领导大国关系恶化，长期交恶，生活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夹缝之中，面临着备战备荒的巨大生存压力。
就连中国曾经支援过的朝鲜，也基于其政治利益选择站到了苏联的一边。
在1969年中苏爆发边境冲突时选择陈兵鸭绿江边，从军事上向中国施加压力。
这场闹剧最终如何收场？
中苏武装冲突
一提起1969年，不少人都会想到这一年中苏两国在边境爆发的两场大规模武装冲突，其中一场发生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一场发生在新疆的铁列克提。
其实，早在中苏两国于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之前，苏联就已经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这迫使中国方面也做好了随时打仗的思想准备。
毛主席由此提出要准备打仗，要立足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的最坏准备。
在这种形式下，1969年3月中国边防军被迫对入侵珍宝岛的苏联军队进行自卫反击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6月时，为应对接下来可能随时爆发的系列大战，国务院宣布成立全国人民防控领导小组。
中央军委办事组的指令下，各省、市、自治区都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人防工程中，各地各单位都挖起了防空洞，修起了地道，并且大量储备粮食、布匹和医药等战备物资，由此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备战运动。
中苏边界冲突果然愈演愈烈。
1969年6月，中苏边防军在新疆裕民县巴尔鲁克山西部地区交火，7月在黑龙江八叉岛地区交火，8月，苏联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以及大批武装部队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可提地区，打死打伤多位中国边防战士，更是将边界危机推向了高潮。中苏关系自此全面恶化。
中苏边界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17世纪，沙俄向东扩张之时就与中国发生了边界问题，后来是通过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初步确定了两国东段和中段边界的基本走向。
但1840年之后，两国边界冲突再起，只因为沙俄先是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清王朝手上要走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后又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时期，非法越过条约规定的边界线，再次占据了中国3.5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这也使得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多次向苏联提出谈判交涉，要求苏联归还“争议地区”。
在中苏关系的蜜月期，碍于“情面”，这个问题被暂时搁置，但边界争端的始因却始终存在，也为两国关系埋下了冲突的隐患。
中苏交恶，除存在边界问题外，其实还和当时两国的政策选择越来越出现分歧有关。
其中，中苏两国虽然都表达了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相互关系、友好相处的一致愿望，但对于“如何实现和平共处”这个问题的理解，中苏的观点却是迥然不同。
比如，苏联方面愿意和美国“友好相处”，是因为苏联认为美国已经将核武器作为维持现状的强有力手段，贸然与其发生战争有可能会引起毁灭全人类的核战争，
为此，苏联不愿意依靠武力去改变现状。
但中国方面则始终认为“和平共处”的一个大前提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只要各国保证互不侵犯，才可能在各国的关系中创造和平共处的条件。
就如台湾问题上，苏联认为为台湾问题去挑战美国是极其危险的行为，但中国则坚定认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内政，不愿意以国家分裂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和平”。
这是中苏两国在观念、政策上的一个很大的分歧。
后来接连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果然进一步加深了两国的分歧，两国关系也开始出现裂痕。
但中苏关系最终走向破裂，还是因为中苏两国对美政策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加深。
苏联试图干涉、约束中国政府行动，以牺牲中国台湾、中国利益的方式来换取与美国关系的缓和，对此，中国领导人给予断然拒绝。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一方面在国际上公开中苏分歧，试图损害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则不断收缩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向中国施压，为取悦西方不惜损害两国的同盟关系。
等到两国在边界接连爆发武装冲突之后，两国的关系也走向了破裂。
朝鲜的“表态”
其实，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期间，中国面临的国际压力极大。
20世纪50年代，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虽然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誉，却也不可避免地加深了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疑虑。
这也是这之后周恩来总理不断出访外国，并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原因，毛主席更是多次公开表示：“为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
这种种举动都是为了更好促进他国对中国的了解，展示中国爱好和平的一面，以让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
然而，作为中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获益者，朝鲜却在这个时候对中国进行了“背刺”——中苏交恶之后，朝鲜站到了苏联的一边，在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之际，赫然出兵鸭绿江，在军事上向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朝鲜选择“站队”苏联，从而向中国施压，主要和两个方面的原因有关。
一方面，自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后，苏联调整对内、对外政策，不断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以此换取了朝鲜的极大好感。
由此，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上，中朝两党就出现了一定的分歧，两党自此渐行渐远。
另一方面，特殊时代的来临，让当时中国的外交路线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不仅朝鲜劳动党受到了片面地指责和批判，还有一些人在中朝边界挑起争端，使得中朝关系进一步恶化。
而金日成对当时中国的政策采取抵制甚至批判的立场，且公开表示傲慢和蔑视，也更使得两国的关系难以修复。
在种种原因之下，中苏交恶之际，中朝之间也因意识形态领域的严重分歧与裂痕，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
自20世纪60年代初，中朝人员的交往和边境贸易就基本停止，亲属来往也基本中断。
朝鲜方面撤换华侨学校校长，取消中国人的学校，排挤甚至虐待大量旅朝华侨，致使其为求自保私自越境回国。
1968年时，在鸭绿江中朝合建的水电站里，双方工人甚至一边共同劳动，修缮大坝，一边在广播里互喊各自的革命口号，一天12个小时争端不断。
等到1969年中苏爆发武装冲突时，朝鲜更是基于一定的立场和利益，或单纯为了自保，选择在鸭绿江陈兵，一定意义上向中国施加军事压力。
“闹剧”收场
1969年，随着一场场边界武装冲突的爆发，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但中朝关系的修复却大有余地，只因为共同反美的战略利益始终维系着十分脆弱的中朝关系。
其实，20世纪60年代，虽然中朝两国在外交上多有分歧和冲突，双方高层希望恢复友好关系的试探却从未中断。
首先，不管当时情况如此，毛主席就从来没有公开讲过金日成一句坏话，便是金日成曾公开批判过毛主席，却也在1966年朝鲜驻华大使历任后，立刻任命了新大使并要求其即可前往中国赴任。
哪怕当时因为中国处于混乱状态，新大使上任成疑难问题，但在金日成的示意下，新任大使还是赶在1967年的夏天到了北京。
这是金日成释放出来的一个交好的信号，中国方面，毛主席和周总理也很快作出了反应——在同年接待毛利塔尼亚总统时，请其在出访朝鲜时转告金日成：“我国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随时可以改正。帝国主义污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埔寨的政策并没有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
毛利塔尼亚总统访问完朝鲜后，途径北京，也向毛主席、周总理转告了金日成的口信。那就是朝鲜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他很珍惜和毛主席、周总理深厚的友谊，珍视两国在共同斗争中建立的友谊，并相信双方可以修复分歧，日后朝鲜遭到进攻，相信中国也会同过去一样来帮助朝鲜。
为表诚意，不久后朝鲜官方还派出代表前往朝中友谊塔和志愿军烈士陵墓敬献花环。
而促进中朝更快修复关系，促使朝鲜在1969年撤回在鸭绿江陈列的军队，还是同年朝鲜在朝鲜附近海域击落美国大型电子侦察机，机上31名机组成员全部丧失，美国借此发难，派出海军舰队驶入日本海并向北朝鲜移动有关。
正因为朝鲜半岛局势再次陷入危机，中朝双方因为国家安全的共同需求，加快恢复了正常关系。
参考文献：
沈志华. 破镜重圆:1965—1969年的中朝关系 [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8 (04): 1-14+167. DOI:10.16382/j.cnki.1000-5579.2016.04.001
2、彭沛. 1969年中苏边界冲突与中美关系的缓和 [J].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0, 23 (01): 58-60.
